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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龄化是人类无法逆转的必然宿命

林采宜 林采宜 2024-01-09

林采宜 张菁/文 



  1. 50,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由60岁增长至73岁,同时出生率由3.1%下滑至1.7%,目前,全球65岁以上人群占比达9.6%。在寿命持续增长以及出生率不断下降之下,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是地球人共同的宿命。

  2. 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目前高达12.41%,大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。由于育龄人口基数的减少、新时代的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抚养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,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是难以逆转的趋势。因此,中国社会由老龄化逐步走向深度老龄化已是不可避免。

  3. 由于年轻人口既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,同时也是消费力,人口老龄化必然从供求两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。


正文:

一、老龄化是全球人口面临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

数据显示,最近五十年来,全球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,从1972年的2.03%降至2022年的0.94%,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推算,预计至2080年,人口将到达约104亿的峰值[1]。然后进入绝对数负增长的阶段。就是随着大量老人离世,地球上的总人口越来越少,人口结构从不断老龄化逆转到不断年轻化的周期。

作为世界人口大国,2021年,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分别达14.1亿和13.9亿,合计占全球人口近四成,由于两国出生率的差异,印度将于2023年超过中国,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。

从人口总数及其增长情况来看,近10年,刚果金、尼日利亚、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增长速度分别高居38.4%、29.8%、28.4%,同期日本人口减少了1.4%;俄罗斯、泰国、德国、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低于5%,美国为6.5%。总体而言,人口增长最快的多为非洲经济落后、医疗条件较差的国家,而日本以及欧洲部分发达国家普遍生育率更低。

近50年,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由60岁增长至73岁,同时出生率由3.1%下滑至1.7%,在预期寿命持续增长以及出生率不断下降之下,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。

与此同时,生育率和平均寿命都存在显著的地域差距。2021年,全球平均生育率为2.3,其中非洲平均生育率超过4,而欧洲、北美洲的女性平均生育率低于2[2]。随着少生优育逐渐成为社会观念主流,少子化是高收入发达国家共有的现象。相比之下,以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非洲和其他亚洲贫困地区,人们通过高生育率来提高产出和收入;此外,宗教信仰也是一些种族生育率高的重要因素。在平均寿命方面,落后国家预期寿命低于全球平均寿命7岁,这也是其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重要因素。

自2014年以来,15-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从65.6%的峰值开始逐步下行,截至2021年,降至65.1%,同期全球65岁以上人群占比上升至9.6%[3]。其中德国、日本、俄罗斯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86、1992、2009和2010年见顶。美国15-64岁人群占比呈现波动走势,在自然人口低增长时,移民对人口增加及年轻化起到积极作用;巴西、印尼和印度等地因出生率较高而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。

二、各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和人均财富创造能力差异显著

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,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教育年限较高。其中加拿大、日本、爱尔兰、韩国、美国、卢森堡、英国25-64岁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均超过五成(2021年数据)。多数欧美国家为高等教育提供助学金和无息贷款,甚至免费教育。相比之下,中国目前25-64岁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8.5%,略高于印度(13%),远低于OECD的均值39%。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是中印两国平均教育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。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20个国家的人均GDP的均值在6.14万美元,而同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1.26和0.23万美元,印证了教育水平在人口红利中的价值。

三、移民也是人口变迁的重要因素

截止2020年,全球移民存量总数达2.81亿人,占全球人口比例3.6%。从流向来看,移民人口主要由发展中国家迁移至高收入发达国家[4]。最近5年的移民数据显示,美国(497万人)是最大的迁入国,其次是德国(183万人)、哥伦比亚(175万人)、俄罗斯(168万人)和加拿大(156万人)。通过移民吸收国际人口流入,一方面可增加本国劳动力,同时高技术人才流入还可提升本国创新力。巴基斯坦是最大的迁出国,近五年人口总流出512万,其次是委内瑞拉和印度,分别流出420万人和171万人,此外孟加拉国(-108万人)、南苏丹(-107万人)和中国(-101万)的人口净流出都在百万以上,这些外流的基本上都是劳动力人口。

四、中国不同区域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

从存量看,截止2021年,全国总人口达14.12亿,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。从增量看,中国近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仅0.49%,2021年更是低至0.09%。

从年龄结构来看,近10年来0-14岁的群体占比从18.37%下降至17.6%,同期15-59岁的人群占比[5]从69.2%降至63.6%,劳动力成本随着供给减少而日益上升,中国经济的增速伴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由2010年的10.6%下行至2019年的6.0%(剔除20-21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)。

与此同时,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在持续扩大,10年上升3.96个百分点,目前占比为12.41%,中国社会已经由老龄化逐步走向深度老龄化社会。

2020年,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.3,已低于同期日本的1.34[6]。继2016年开放二胎政策后,2021年我国进一步推出“三孩政策”来促进人口结构的改善。但统计数据显示,2021年的实际新生人口只有1062万,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滑至1.15,由于育龄人口基数的减少、新时代的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抚养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,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是难以逆转的趋势。

由于年轻人口既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,同时也是消费力,人口老龄化必然从供求两端导致经济增速下行。

从区域结构来看,不同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较大。2020年,广东、北京、浙江劳动年龄人口(15-59岁)占比最高,分别为68.8%、68.5%和67.9%;河南、广西、河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,分别为58.8%、59.7%和59.9%。东北、川渝地区老龄化严重,其中辽宁、重庆和四川65岁以上人群占比分别高达17.4%、17.1%和16.9%,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出生率低,另一方面因为年轻人口持续流出。

目前西藏老龄人口占比最低,只有5.7%,这跟当地人均寿命只有68岁有关,全国最低的人均寿命叠加全国最高的出生率(1.42%)是西藏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主要因素。其次是新疆,65岁以上老龄人口只有7.8%,人均寿命较低以及援疆政策带动的人口流入是主要因素。此外,西藏和新疆的高出生率与其宗教信仰有关。此外,广东也是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省份,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比是8.6%,这与当地的高出生率和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有关。

五、人口流动是不同地区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

2010-2020年,我国流动人口由2.21亿人增长至3.76亿人。从流向趋势分析,广东、浙江、上海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,目前累计人口净流入(常住人口-户籍人口)均超千万,分别为2815万人、1399万人、1012万人;河南、安徽、贵州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,目前累计人口净流出分别为1585万人、1028万人、762万人。近10年,人口流出的地区个数不断增加,集中汇入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发达地区,人口迁入对老龄化程度较重的发达地区,例如上海、江苏等地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补充,而东北、川渝等地在老龄化加深的同时,面临人口外流的压力,长期看人口结构趋向恶化。

从受教育程度来看,2015-2020年,我国小学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提升至20%、9.9%、7.9%,未上过学的文盲人口占比从2.4%下降至2.1%,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总体上在逐步提高。

六、“教育市场化”导致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进一步拉大  

从区域数据来看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超过1/4,分别为42%、33.9%、26.9%,而广西、贵州、西藏、云南、河南、江西等地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不足12%,“教育市场化”导致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进一步拉大,寒门再难出贵子,北京大学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其农村生源比例在15.1%,而1978-1988年该比例超三成。



注释:

[1] 数据来源:联合国《世界人口展望2022》。

[2] 数据来源:联合国。

[3] 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值为7%。

[4] 叙利亚流入人数居高是受战乱和宗教信仰等影响。

[5] 统计数据采用国外普遍退休年龄65岁为分界,而中国目前男性退休年龄60岁、女性50岁。

[6] 第七次人口普数据。


本文作者林采宜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,张菁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。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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